王樹翰（1882—1955），1882年2月1日（辛巳年，臘月十三）生于盛京負郭洼村之東溝（距兩陵各15里）。清末舉人。1913年后奉天南路觀察使、黑龍江龍江道尹、奉天財政廳廳長、吉林政務廳廳長。1924年后任吉林省省長。1927年后任國民黨政府委員、東北政務委員、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廳廳長。1955年在天津病逝。

人物簡介

清嘉慶年，祖國玉，曾祖擔之，自山東平原腰站闖關(guān)東，流徙蓋州熊岳。居無何，曾祖歿，祖遷次洼村務穡，后業(yè)店。翰父王儒，行二，字俊卿，窮厄農(nóng)者，早逝。翰幼孤貧，母康氏，37歲守節(jié)撫孤。母嘆，撫孤尚易，有識難為。

人物年表

1890年

光緒十六年，祖業(yè)店，家境稍裕，送翰入庠。年幼，稟質(zhì)逴犖，砥礪猶堅，師重之，同年尚學“三字經(jīng)”，翰已學“四書”，課余自律，習書法，學詩文，寓目不忘，多能背誦。若乃，課詩屬文，儼然大人之作，師嗟贊，祖欣然。

翰少有大志，一次，知縣至，群生嘩然出視，師詰，爾何不出？翰戲言：“吾為知府，何下顧？”師未責其狂妄，卻嘉勉之：“吾看爾必成才，燕雀安知鴻鵠志，有大志者必有大成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爾記乎？《孟子.告子下》”。爾乃空室中，響起：“孟子曰："舜發(fā)于畎畝之中，傅說舉于版筑之間，膠鬲舉于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于士，孫叔敖舉于海，百里奚舉于市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弗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……””

1894年

光緒二十年。清末國庫空乏，賣官鬻爵成規(guī)，捐官實為資助，朝廷鼓勵之。祖店業(yè)方隆，作主為翰出資捐官，府審通過，統(tǒng)報清廷?！暗弥曇愿缴Y格行走”。虛銜很高，實靡官可作，翰年十三，僅以廩生資格待職，無廩膳（附生無飯費）。有空銜，則朝庭統(tǒng)一配職。幾年后，令翰任江寧將軍府衙主稿委員，事未果。

1900年

光緒二十六年，于奉天府衙署內(nèi)習吏職，翰初為筆生。有司觀其狼毫小楷，竿頭日進，荷角初露，甚閱之，未幾，試令之屬文，見，文筆暢達，言辭貼切。嘉言：“英年可畏，仕途無量，弗可等閑相覷也”。

少時，衙署行文、呈文、遞稟，有司申說緣由，翰則援筆立就。乃其案牘之務，漸次游刃有余。

1902年

光緒二十八年，翰弱冠，升格，乃寓職奉天府巡防營統(tǒng)領部。以案事干練，恪盡職守，保升府經(jīng)歷。

1905年

光緒三十一年，遷職奉天府衙門機要科長。

1908年

膺任奉天行省軍械制造廠廠長。

1909年

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清廢科舉后，在京成立吏部學治館，培養(yǎng)官吏以推行新政。宣統(tǒng)元年，翰循資（按資格）考入吏部學治館深造。

1910年

清宣統(tǒng)二年，卒業(yè)返奉，派任奉天清理財政局充當科員，兼任奉天被服廠副廠長。后財政司并入度支局，翰升任科長。

1912年

清宣統(tǒng)三年農(nóng)歷八月十九日（1911年10月10日），武昌革命軍首義。翌年，民國成立，清廷踣覆。東三省總督兼巡撫改為東三省都督，翰任都督府秘書，兼任度支司歲入科科長。是時南京建立臨時參議院（前身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(lián)合會），中央與各地組黨辦會紛紛揚揚。年末，翰加入共和俱進會（任評議部員，會長齊耀琳），差務冗繁，翰請度支司辭去歲入科科長兼職。

1913年

民國二年，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(tǒng)。張錫鑾繼趙爾巽任東三省都督（巡按使）。翰以共和俱進會奉天分會中堅被都督府擢升為奉天南路觀察使（相當清正四品知府銜），即清地方監(jiān)司之職。為翰仕途發(fā)軔之始。駐節(jié)營口，任職間，每日乾乾，晨兢夕厲。恪守策章，耽研職事。施措行事，切當果決。巡按使張錫鑾見其寫之南路觀察使志，深有感觸，大為嘉許，稱其有“馬周”（唐太宗名臣）之風。

1914年

民國三年，營口船戶無端尋釁，欲不納厘捐。6月6日，翰于南路觀察使任上，致電奉天巡按使張錫鑾，呈請壓服營口船戶抗捐風潮，飭責商會無事生非為船戶請免厘捐。電稱：“各船戶厘捐抽收多半省部核準，豈能無故免捐。前由商會征收，并無異說。嗣歸官辦，該會遂免捐。

現(xiàn)在船戶罷工，裝運停歇，每百石抽錢四串，僅合洋六角余，負擔并不過重。此次全體要挾，希圖抗納，顯示有懷挾意氣，從中鼓勁，此風逞長，凡百捐多相率效尤，尚復成事！營口縣均拘押勒追，并無不令，應請鈞座主張，以戒刁風，而維捐務，除剴切曉諭，轉(zhuǎn)飭所屬妥為彈壓，仍候示遵”。

1915年

民國四年12月12日，袁世凱稱帝，翰將選為洪憲議員。其母王太夫人，嗟嘆：“此何時？此何事？而可輕乎出？”，翰豁然而止。（見王太夫人墓志銘）。

1916年

民國5年3月22日，袁世凱于悵憾中，取消帝制。爾時，消喝稍侵，漸入膏肓。

4月，張作霖以“奉天人治理奉天”為借口，驅(qū)遣袁世凱安插東三省心腹段芝貴。4月22日，袁世凱于病中任命張作霖為盛武將軍。督理奉天軍務，6月6日，袁世凱病逝。張作霖又兼奉天巡按使，遂掌握了奉天軍政大權(quán)。此前，翰被派往浙江未及赴任，旋調(diào)往濱江道尹，于吉林趑趄間，又為張作霖調(diào)回奉天。

張作霖秉政奉天省之初，即對左右云：“吾此位得自馬上，然不可以馬上治之，地方賢俊，如不棄我，當不辭厚幣以招之?！睜柡笤疰z、楊宇霆、王樹翰、王永江等均得重用。斯輩皆關(guān)外“知名人世”，張作霖得此贊襄輔正，如虎添翼，實力與日俱增。

民國5年4月20日，張作霖以奉天省財政廳長因病請辭，請翰暫代廳長。翰與漸漸脫穎于政界中的王永江并稱“二王”。翰初職奉天省財政廳長，樂不可支，上任之初，召集有關(guān)部門成立財政研究會，以圖整理財政，解決當務之急。翰以奉天金融危殆已極，倘不設法維持，前途不堪設想。翰6月初親赴商會召集正副會長、各干事暨奉天省富商世賈到會協(xié)商。樹翰當眾演說，指出奉天金融擠兌風潮并非向來如此，緣起中、交兩行停兌令出，人心恐慌，才有群眾擠兌風潮，如各商極力維持決無不支之理。眾皆曰誠然，遂各情愿合力挽救。

民國5年10月6日，奉天省議會開幕。翰以財政廳長身分與會，屆時發(fā)表演說：“省議會停開于今已三年。今日繼國會重開之后又行開會。鄙人追隨省長得與盛典不勝榮幸。查歷來辦財政者怕人監(jiān)察，所有預算延不交出。鄙人接任之時，尚未恢復省議會，所有用人一層，均奉承省長無不力求節(jié)儉。今日開會時間甚迫，所抱政見不便陳述。將來出席之日甚多，俟后再為報告，諸君見聞較廣，對于財政應興革之處，如有見地一經(jīng)指示，務必照辦，今時備顧問，只以誠之語貢獻?！?/p>

翰針對奉天紙幣紊亂屢起擠兌風潮，經(jīng)張作霖批準進行幣制改革。欲乘機從根本上進行整頓，誠屬一舉而數(shù)得，唯其辦法皆是揚湯止沸，彌補一時，實無徹底措置之良方，反向朝鮮銀行奉天支行借貸兩次，計200萬元，對財政羅掘俱窮之奉省僅是杯水車薪。翰向張作霖報告借款經(jīng)過稱，金融日緊，益覺難支，每當窘迫，輒思告貸，道出翰不得已之苦衷。

靠貸借款過日子終非善策。連年軍閥混戰(zhàn)，龐大軍費開支，使已經(jīng)紊亂之財政近乎無法維持。以此，翰初任廳長樂不可支勁頭浸漸消逝。每月文武機關(guān)、各界領取公俸，刻不容緩。稍遲則遭詆罵。尤以28師為甚。翰睹此狀，遂萌辭意。欲求外放為道尹。翰之辭意，緣起北京召開之財政會和警政會，“二王”皆與會。未幾，奉天政界傳出翰在京營謀奉天省長之訛言，或謂永江實讒之，語秘不能詳也。翰掌財政年余，力主寓富于民，反對苛刻聚斂，漸為張作霖所不悅，張作霖輕信北京傳來查無據(jù)之訛言，遂欲罷免王樹翰，由王永江繼任之。

奉天軍人傾軋甫息（指張作霖與馮德麟之爭），政界惡聲又來，詢其根由，實有主使者。翰為遼陽派而非遼陽人，遼陽派首領為當時仕宦中推為世擘之袁金鎧。翰自接任財政廳長以來所辦各事尚無何等過失。如稅差委任，屬員黜陟，不分派別，一秉至公。傷及派別利益時，乃有芥蒂產(chǎn)生。為派頭者不免進饞于張作霖。張作霖本為耳軟之人。逐漸疏遠翰，最后竟發(fā)展到在委任營口、牛海，安東（丹東）、省城、新民等處稅捐局長時，不與財政廳長翰接洽相商，越俎代庖插手委派。翰認為稅捐局長委任權(quán)屬財政廳，而今張作霖插手委任局長，是省長對財政廳之不信任，因而促其辭職。

1917年

民國6年4月27日，翰赴省署向張作霖質(zhì)問委差稅捐局長之理由，張作霖強詞以對，兩人爭辯3小時之久，翰當即口頭提出辭呈拂袖而去。張作霖為顏面不允其請。翌日，翰又以病辭。張作霖即曰：“既有病未便挽留，辦理交待可也。”可見翰辭職的真正原因乃是見疑于張作霖，經(jīng)他人從中調(diào)解，張作霖之疑已釋，復擬挽留，乃令袁金鎧等數(shù)人從中斡旋，但翰辭意已堅，張作霖迫不得已于1917年5月以其病假兩個月休養(yǎng)財政廳中，財政廳政務暫委王永江代理。同時，翰辭去所兼的煙酒專賣局長職務。

民國6年11月，翰任龍江道尹。張作霖乘黑龍江省敵爭之機，向北京政府引薦其親翁海城鮑貴卿督黑兼省長，并以翰輔佐之。

1919年

民國8年，吉林督軍孟恩遠不安于位，起兵抗奉。張作霖乘機派鮑貴卿轉(zhuǎn)任吉督取而代之，以其親信、27師師長孫烈臣督黑兼任省長，并助鮑貴卿進兵討伐孟恩遠，黑龍江省督長之職遂命翰護理。至此張作霖囊括了東三省軍政大權(quán)，成了名副其實的“東北王”。吉林事變平息后，翰以龍江道尹兼任政務廳廳長及廣信公司總辦。黑龍江省與奉天當局的諸多事情，均由翰往來奔走。翰不愿久陷財政金融及當政事務之中，故兼職并悉辭去，專任道尹。

1921年

1921年，王樹翰赴吉林，先后輔佐兩任吉林督軍孫烈臣和張作相。

1922年

民國11年4月，直奉失和，第一次直奉戰(zhàn)起，結(jié)果直勝奉敗，張作霖退往關(guān)外，閉關(guān)自保，假借民意宣布聯(lián)省自治，與北京政府脫離關(guān)系，形成半獨立狀態(tài)。張作霖為籠絡吉林省人民的感情，乃令孫烈臣的督軍署移駐長春，以吉林省長還之于地方，省公署設在吉林。委吉林士紳魁升為省長，蔡遠升為財政廳廳長，翰為督軍署秘書長。

原代理吉林省長王樹翰，固早有吉林省長之希望，因當時形勢所迫，省長一席竟于魁升之手。翰遂有些灰心消極，提出辭呈。后經(jīng)孫督烈臣之挽留及張作霖電勸，竟未準翰所請。但為時不久，張作霖鑒于吉林省政局日窳，命孫烈臣仍回吉林，摒棄魁升、蔡運升。同年12月18日，改以翰為督軍署秘書長兼高等顧問、代理省長。12月26日，翰到署視事。

是時，前吉林省督軍孟恩遠已去職，但軍政兩政高級官吏，多出于夤緣請托，或為孟督軍干兒義孫，地方官員也若此。官場腐化，苞苴公行，習于弊風，寡廉鮮恥。翰既管省政，思欲革除積弊，遂于孫烈臣相約，凡督軍托交任用而以攀附升遷之人全部拒而不納用，可見翰兼代省長事屬艱難，但確有興革或除弊之決心。

1923年

民國12年，翰代理省長系孫烈臣之委托，故遇用人、行政之事必先行征得孫督軍意見，方施行辦理，翰上任后，為商請整頓行政、調(diào)動官長、調(diào)劑金融、整理財政以及收容沙俄舊黨等各項重要事宜，特于1923年1月23日，先行赴奉與張作霖商榷妥當，然后偕同孫烈臣一同遄返吉林任地。翰素重儉樸，往來均無異于平民，故其往來蹤跡一時鮮為人知。

吉林省政費不足，庫款支絀，翰為解決燃眉之急，欲先節(jié)流以裕財政。特實行減政，并于自己任過廳長職之政務廳先行一步，共核減50余名，每月可省去大洋3600余元，省署作為首倡，其他各機關(guān)亦酌量裁減。翰又亟力規(guī)整地方官吏，以節(jié)糜費。嚴禁鴉片，以除流毒。令止官賭，以清政風，取得一定成績。

吉林地處東北邊陲，兩大強鄰虎視，華洋雜居；尤以俄人居多，旅居俄人舊黨時有煽惑。1923年4月，吉林一次護送俄軍民120人出境，以靖地方。此外，吉林匪患素來猖獗，境內(nèi)外國教堂常借口遭匪劫掠，尋釁糾纏。為維護國防信譽，翰下令各地對教堂妥為保護。對教堂在地、教士國籍，有無教產(chǎn)等情況查清理呈報。翰還針對省垣市政不良的情況，責成市政公所負專責，進行管理，便利交通，以壯觀瞻。

翰為推行各項新舉措，加強與省議會聯(lián)系，以貫徹實施。為便于咨詢，征求意見。翰特委前省議會議長，官銀號總辦劉硯生為省公署參議，劉氏乃由財政部卸職歸吉。翰為治理吉林省求賢若渴，其志可嘉。

孫烈臣督吉兼長，又負奉軍陸軍整理處統(tǒng)監(jiān)之責，公務繁忙，常常不能脫身料理吉林軍政兩務，長期居住奉天省垣，加之宿疾未愈，精神衰弱，惟恐貽誤戎機，故向張作霖提出辭呈，并保張作相督吉，翰為省長。張作霖未予允準。于是吉林政務全落在翰一人肩上。身負重擔，更是躬身辦理，推行其興利革弊之措施。

張作霖第一次直奉戰(zhàn)敗北后，表面倡言聯(lián)省自治，實際吉林軍政大權(quán)仍掌握手中。吉林劣紳楊錫九不服，提出“以吉林人治吉林”的主張，私下里招兵買馬，委任將弁，圖謀起事，于1923年7月3日案發(fā)。楊被吉林警務處捕獲，并搜出自治軍委任狀、“吉林自治軍總司令”之木質(zhì)印信一枚。翰因案情重大親自過問，派高等審判廳廳長誠允等軍政要員多人在省署會審，到4日凌晨4時許方審理結(jié)案。初步查明：楊錫九組織自治軍，自任總司令，擬糾合股匪起事。翰以案情非同一般，即將供詞、人證、物證及楊錫九等要犯于4日晨遞解長春督軍署發(fā)落。此案經(jīng)復審無誤，于7月7日晚7時許，在長春將楊錫九處決，并出示布告以安民心。

翰代理吉林省政后，感到多年來股匪滋擾地方，遍地盜賊，解決匪患為棘手。為仿奉天省大清鄉(xiāng)，以除匪患，翰決計恢復于1922年春裁撤的清鄉(xiāng)局，定于1923年4月12日開始辦公，專司清鄉(xiāng)剿匪，維護社會治安。當時吉林匪患已積重難返，為解民懸，制服大小股匪，翰以公署名義下發(fā)了一個又一個訓令。

他認為保境安民，以弭盜為先，弭盜之方以辦團練為要。團練系當?shù)刈拥?，有身家財產(chǎn)關(guān)系，其責任心較其他軍警尤強。翰指出：各縣團隊緝捕盡力者不乏其人，而因循誤事者也大有人在，更有甚者一遇匪警即張惶失措或冀圖幸免，以至槍械被掠資寇，全隊嘩變反貽害地方。究其原因，乃負責者辦理不善，團丁多濫竽充數(shù)，良莠不齊，養(yǎng)癰成患。為此翰指出，縣知事有守土之責，督練團丁尤為責無旁貸，切實整頓團隊系當務之急。

翰在整頓團隊的同時，加強縣防，鑒于各屬城壕炮臺多未修筑，翰屢次飭令察斟，妥為計劃，就地籌款督辦興修。為及時修建設各項工程，翰敦促伊通、嶺賓、方正和樺甸等縣知事及鳥珠河設治局，迅及督飭所屬克日興工，添筑炮臺，加強防務。然而，吉林匪患積習有年，匪患之囂張已到令人難以置信之程度，竟于省城除夕之夜，人們點火燃放鞭炮辭舊迎新之際，發(fā)生股匪乘隙而入，搶劫財物，綁走人票之事，令人發(fā)指。

更有甚者，匪首西邊好、仁義、老公平、老四海以及叛變炮手隊與各小股土匪等約2000余人，群聚蛟河鎮(zhèn)至吉林縣一、九、十區(qū)一帶，往返騷擾，肆搶綁，人們攜兒抱女，紛紛逃避，哭號之聲震天動地。翰聞之憤怒異常，遂即電請奉天張作霖、吉林督軍孫烈臣，速發(fā)大軍痛剿，以救民涂炭。以一省之長吁請剿匪，實不多見。在翰呼吁下，孫烈臣、吳俊升立即電令各省派遣得力部隊聯(lián)合痛剿。

吉林匪患已危及省垣。監(jiān)于省城兵力單薄，防務空虛，翰商得孫烈臣允諾，將舊警衛(wèi)隊改編為警備隊，并添招兩隊，合編為吉林省會警備隊，專司防護省城。為防止軍警剿匪擾民之事發(fā)生，翰對全省警察也加強了管理，下發(fā)了“警察觀劇之禁令”。禁令指出，如有警隊涉足劇場姿情娛樂者，管長官從嚴查禁。以上諸項措施，對于清鄉(xiāng)、剿匪、除患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1923年夏秋間，吉林一些地方連降暴雨，遭遇自1888年（光緒十四）年以來少見水菑。翰非常關(guān)注災情，體釁民瘼，及時呈報，以對受災過重地區(qū)妥善賑濟。樺甸縣因山洪下泄，災情嚴重，縣衙街面水深丈余，已成汪洋。于是，翰一面派員前往視察災情，一面急電磐石縣知事就地運糧急賑。

而對罹災后速來省面陳災情，撤離職守之樺甸縣知事則予飭責，令其速回坐鎮(zhèn)救災，以慰民心。為亟應籌賑以救災黎，翰決定在省公署附近設專門賑災機構(gòu)“水災賑濟處”，其工作人員均系義務職，不支薪俸。每逢災年，奸商不法分子往往囤積居奇，哄抬物價。為工商兩會，妥籌平價辦法，克日實行，有不肖工商者抬價居奇，只圖個人私益不顧地方大局者，即責成該廳查明重究。

吉林省不但匪患猖獗，官災也事同劫掠，使黎庶不得安生。吉林各紳民因陸軍及地方其他軍隊在各鄉(xiāng)勒索柴草，民不堪其擾，請愿省議會議長轉(zhuǎn)咨軍民兩長嚴禁以維民生。1923年11月13日，吉林省垣農(nóng)工商教四會為此晤面駐軍官長和防隊統(tǒng)領，吉林江東第九、十區(qū)鄉(xiāng)民也因團隊在鄉(xiāng)勒索糧草，于同日結(jié)隊來省向省長翰呼吁。

針對鄉(xiāng)民強烈呼聲，吉林軍民兩長同時下發(fā)訓令，嚴禁軍警及團隊勒索柴草，為害地方。訓令指出，軍警團隊本為保衛(wèi)地方，緝捕盜匪而設，但民眾控告各縣團隊駐扎鄉(xiāng)間，任意騷擾或勒索柴草，強行抓車，甚至作威作福，勒索供給。為此責令各縣知事，職司監(jiān)督，督飭該管區(qū)總隊長，隨時嚴加查禁，不得隱匿，違者并究。

翰言之可謂深切明著，但惟恐是官樣文章，下邊官員不盡職責。恰逢11月間，吉林縣屬榆樹楞地方股匪攻原姓居民，而近在咫尺的縣保衛(wèi)團游擊馬隊則見危不救。翰抓住這件事情，特發(fā)一通報。通報指出，吉林縣保衛(wèi)團游擊馬隊正分隊長趙麟等擁兵坐視，并不往援，以致原姓一家生命財產(chǎn)悉遭慘劫，即非有意放縱，亦屬臨陣退縮。

另據(jù)吉林縣知事呈，保衛(wèi)團趙、關(guān)兩隊長在響水河子地方暗通股匪，接濟子彈，居心險惡更甚于匪，若不從嚴法辦，殊不足以肅軍紀而敬效尤。翰派清鄉(xiāng)局曹總辦提案審訊，趙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。當即下令將趙麟立即槍決示眾，其他在逃同案案犯關(guān)榮煥等限期緝拿究辦。翰還就吉林軍署決議即軍警劃區(qū)防剿土匪，限期肅清匪患，然后交由地方負責之機關(guān)，重整警團，搜捕小股土匪，以使小股不至匯聚成大股；并令各縣整頓縣防，擬定具體計劃，遍查戶口取締游民，收繳民有槍支及搜捕盜匪窩主，申明今后考核官吏以盜匪之有無為據(jù)。

翰為貫徹其施政措施，親自處理一些典型案件。如同善堂經(jīng)理崔萬有，前被軍人毆成重傷，行兇軍人雖拿獲，隨即又被警察釋放。同善堂堂長乃呈報市政公所，轉(zhuǎn)呈省公署查辦。翰于1923年12月24日，親令警務處將各肇事者按律懲辦。翰對工作既有布置又有檢查，要求各縣保衛(wèi)團隊在填報剿匪成績時，按隊名、接仗日期、地點、傷斃生擒匪數(shù)，破獲贓器物，陣費槍彈數(shù)及陣亡長、丁數(shù)等，一一呈報。

翰對省議員之選舉異常重視，意在掃除前之積弊。1924年初，吉林省議會第四屆換屆選舉，各縣調(diào)查選民均已完畢，紛紛電陳選民總數(shù)。翰為選民總監(jiān)，對各縣初選擇選選民考核尤嚴，各縣上報選民總數(shù)，逐一認真復核，以防偽選假冒。敦化、富錦、濱江、寧安等四縣弄虛作假，翰當即去電駁斥。在給敦化縣的駁斥電指出：該縣選民總數(shù)超過1920年調(diào)查戶口，男丁總數(shù)將及一倍，其為任意偽造無疑，應即派員按名復查，將當事調(diào)查員依法嚴懲，對濱江、富錦、寧安等縣也都去電，一一駁斥。

1924年

民國13年4月，吉林督軍兼省長孫烈臣，因胃病復發(fā)病逝于奉天本宅。張作霖委任其綠林老伙伴張作相繼任吉林督軍兼省長。張作相上任后，仍委王樹翰代理省長。

張作霖統(tǒng)治東三省時，鴉片稅收為政府之最大財源，而吏考核多以收入多寡為優(yōu)劣，于是種植鴉片在各縣漸成風氣。翰則認為種植鴉片是飲鴆止渴，不可倡舉，應立即在吉林全境禁種。此議得到吉林督軍張作相的支持，因此吉林成為全國唯一禁種鴉片的省份。王樹翰于1924年春，下發(fā)“播種罌粟之禁令”給四道尹、警務處、39個縣、兩設治局及駐省警備隊，統(tǒng)領部等。通令開宗明義指出：“禁煙為國家要政，民法所系，國信攸關(guān)。

迭經(jīng)通飭嚴禁，實行煙地歸公，懲辦鄰佑各法，以為拔本塞源之計?！钡陙磉呥h各縣仍有煙匪乘隙偷種一隅，滋擾貽害無窮。翰強調(diào)，目前正是播種毒卉之期，各道尹、各縣知事，應遵照迭次通令，督同各署實力奉行，并按照規(guī)定會同駐軍親赴轄境協(xié)力查勘，務期蕩滌瑕穢永絕根株。翰對貫徹禁煙令甚是嚴厲，又且雷厲風行，堅持將調(diào)查情形按月具報，逐級考核，遵照執(zhí)行，這對于禁止鴉片種植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翰馭下有方，獎懲分明。1924年夏秋之交，據(jù)報濱江、額穆、舒蘭三縣知事或親冒矢石，身先士卒；或運籌指揮，使大股匪徒銷聲匿跡，零星小股漸欠肅清。執(zhí)著勤勞宜加優(yōu)獎，三縣知事均記大功一次，以示優(yōu)異而勸來茲。同年雙陽知事孫殿魁未經(jīng)呈報擅離職守之禁令。鑒于匪亂未平，防務重要，地方官尤不能遠離，特將該知事記大過一次，以示懲戒。

民國13年，翰鑒于上年災患深重，迭據(jù)報查各縣春耕艱難，輟耕甚多必籌備款項設法量予接濟不足，以資蘇息，翰特令永衡官銀號籌撥大洋3萬元，即解省署暫行懸掛，到年底該號營業(yè)有盈余，即在余利項下支銷，翰對災黎胞輿關(guān)懷備至。同年輝民河泛濫成災，樺甸等縣受災嚴重，王撥巨款賑濟。同年11月，延吉道區(qū)延、輝、和、站四縣旱災嚴重，民生困難，翰令永衡官銀號貸款賑濟。

翰在大災之年更加勤政，關(guān)心民瘼，嚴禁濫加派和地方私征附捐，為此曾下發(fā)一“擅加捐稅之禁令”翰很注重以豐補歉，積谷備荒。曾于1923年7月頒發(fā)規(guī)則，令各縣認真籌辦。翰惟恐成為空文，以文敷衍，乃嚴令各道尹督飭各縣知事，趁此豐裕藏谷之時，照章切實征積，務即購谷儲倉，并將保管倉谷之積弊一律剔除。翰用人賞罰分明，在吉林省賑事告竣之時，對辦賑和募捐得力之人員酌予獎勵，得獎者19人，分授一二三等銀色獎章。

翰先后兼代吉林省長三年有余，為吉林省各項事業(yè)發(fā)展不遺余力。對文化教育尤予以重視，扶助少數(shù)民族子弟入學，使蒙旗子弟均得補助費而入學。翰鑒于奉天王永江籌建東北大學，感到吉林亦不可無高等學校，而高中學校為數(shù)較少，于是先設大學預科班，工科學科?？瓢?，為后來張作相建立吉林大學奠定了基礎。翰認為人民智愚，直接與教育有密切關(guān)系，而為教育供給材料之重要機關(guān)是圖書館。圖書館為地方文庫，所以，翰很重視圖書館事業(yè)。

吉林省城圖書館自清末遭水劫后，藏書不多，迄未恢復原狀。為提高民智，啟發(fā)地方文化，翰將其本人應得之某項款，捐廉購置書籍。他說：“本代理省長為提倡文化起見，特捐廉資大洋3萬元發(fā)交永衡官銀錢號存儲，作為吉林圖書館基金”關(guān)于利息數(shù)額、支取辦法，使用范圍都做了詳細規(guī)定。

翰深知讀史明鑒，認為郡縣應有志，方可記載古今建置之沿革，川原之疆理，物產(chǎn)之豐欠，歲時之風俗，農(nóng)家之占候，樵魚之經(jīng)驗及里巷之歌謠等，給后輩以利弊，比較而知食貨豐儉。翰根據(jù)近年吉林設治漸多，交通亦漸開通，但各縣有志者尚缺乏。縱然有志，也過簡略，遂指令各地方官長注意查訪，督促未編志亟圖著述，已有志過于疏漏者，也應酌情補訂，臻于完善。翰在其省長任內(nèi)，注意保護文物。吉林縣內(nèi)有小白山，龍?zhí)渡絻商幧搅?，在清朝時為祀典之用，一向由旗署管理，包括看守人員及維修費多由旗款撥付。早在1918年省署即訓令吉林縣，不得將兩處山林視為官荒勘放在案。翰恐歲時久遠而被忽略，故再次申明前令。

翰仿照奉省規(guī)模，亦下令修筑吉林省的官道，濱江縣率先動工。王永江倡修由奉天北關(guān)至海龍朝陽鎮(zhèn)的奉海鐵路，使奉吉兩省開始連結(jié)起來。鑒于此，翰也為便利交通和軍運起見，議論吉海鐵路，接軌于朝陽鎮(zhèn)，直達吉林省城，到翰去職時，該工程籌備就緒，張作相主掌吉林軍民兩政后，在此基礎上興工建成。

翰主政吉林時有三載，論政績著稱者。當屬濱江市的電燈、電車設置。該工程承辦之初，由于美商某公司不信守合同，遲遲不能開工，翰對美商之行為極為不滿，遂于1923年設濱江市電業(yè)公司，改派章啟槐為總辦，重新審核該工程，以延誤工程為由，向美方提出廢止已訂合同，另與德商某公司簽訂合同。竣工后整個工程僅用吉大洋240萬元，為國家節(jié)省500余萬元。此舉表明翰對外不喪利權(quán)之立場。

1925年

民國14年2月，朱慶瀾辭去東三省特區(qū)行政長官職，由翰兼代，后因政務繁雜，兩職不能兼顧，不久辭去特區(qū)長官職。

翰兼吉長以來，因處多事之秋，棘手之事頗多，其中尤以匪患和籌款二項實屬艱難，不時萌發(fā)辭意。孫烈臣督吉時，以翰之理政廉明，政聲優(yōu)卓，依重方殷，決不準辭。特拜托東三省銀行總行長劉尚清來吉垣勸慰。并致電慰留，意甚懇摯，翰不得不作罷。

1926年

民國15年春，翰患眼疾，適遭母喪。因之再度提出辭呈。張作霖、張作相慰留未允，首批段假兩個月養(yǎng)病發(fā)喪。同年3月，翰扶櫬赴奉殯葬后，即歸長春修養(yǎng)身體。

奉天當局得知翰心存隱意，決不準辭。吉林省垣各法團以翰“治吉三載政績懋著，口碑載道，輿論翕合，省長去吉以來，商民若失所依，省政措施重要未便久乏主持。”擬聯(lián)銜挽留，乃一面電張作霖、張作相促翰速回吉林任所，一面聯(lián)袂赴長春恭迎勸駕。時張作相正在錦州為庶母治喪不能脫身勸駕。旋派督屬參謀長熙洽為代表，赴長春誠懇慰留。

繼之，5月2日，張作相由奉返任途徑長春，躬身往訪，誠懇想留，力勸速歸。翰對張之殷懇深表感激之忱，但又表示因母喪心緒不佳，百日孝既未期滿，失明眼疾也未痊愈，加之神經(jīng)衰弱無心問世，仍請從緩。張作相又動以私人感情竭力勸慰，翰仍婉言稱謝，堅不回任。張作相慰留未果，遂于當日返任，于5月11日，委任政務廳長鄭重祺代理吉林省長。翰去大連住院治療康復，于同年8月歸奉住南關(guān)，后移居商埠地。

1928年

民國17年夏，國奉戰(zhàn)爭，奉軍節(jié)節(jié)敗退，不能立足于關(guān)內(nèi)。6月3日張作霖出京返奉。6月4日晨，返奉專車行抵皇姑屯車站東三洞橋處，遭日本關(guān)東軍暗算，張作霖被炸成重傷，旋即殞命。日本關(guān)東軍欲乘虛而入，奉天省城，人心惶惶，訛言頻興，危如累卵。寓居奉天商埠地的翰，聞變后即與舊交同窗好友、奉天省長劉尚清等設計并導演了一場病榻喬裝的悲喜劇：佯稱張作霖身受微傷，一面假扮逐日上謁狀，一面密召張學良微服返奉。翰協(xié)助劉尚清等人在千鈞一發(fā)之際，居然瞞過日本人的耳目，使關(guān)東軍一時弄不清事實真相，而不敢輕舉妄動。

血案發(fā)生之初，奉省高級官員齊集商討善后事宜。當時群龍無首，從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認為，血案發(fā)生系日本人謀害，故應向日方提出嚴正抗議；也有人主張趁此契機與南京政府合作。翰初時緘默不語，當大家舉棋不定，不得一決時，翰才慢慢地說：“諸位，關(guān)于此次事件之是否出于日本人的陰謀一節(jié)，我們究竟有無確證，如無確證，即勿庸多論。即使有證據(jù)，我們對日本又能奈何？能戰(zhàn)固好，如不能戰(zhàn)，空喊證據(jù)又有何益？

況且當前的要務，并不在日本人的策劃如何，關(guān)鍵不是對外，而我們內(nèi)部的穩(wěn)固的團結(jié)。”一席話，使在場院者皆默然不語。翰所見與劉尚清等略同，遂不再追究事件真相，而作內(nèi)緊外松與日周旋狀，靜候張學良返還。經(jīng)此危疑震撼、妥善安置后，終于宣布父業(yè)子繼，渡過了難關(guān)。翰分享了處變之功。

張學良主政東北后，重視翰善于處變之才，先任命為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，掌樞要之重任。是年7月19日，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成立，翰為17委員之一。張學良決計統(tǒng)一于國民黨蔣介石集團，于7月1日派出翰等四人入關(guān)赴京，就東三省易幟問題同蔣介石、閻錫山諸人全權(quán)商談。東三省易幟、南北統(tǒng)一問題，東北當局所處阻力很大，外有日本人的干擾、威脅、利誘，無所不用其極；內(nèi)有以張學良的父輩摯友張作相為首的反對派；當然也有唯張學良之命是從的中間派。翰則是力主南北統(tǒng)一的堅定派。

翰是東三省易幟談判東北方面的代表之一。東三省代表翰等4人于7月10日下午從天津抵北平，由何成浚、蔣作賓陪同，前往西山謁見蔣介石、馮玉祥、李宗仁等人，開始商洽一切。蔣詢問東北政治、軍事、經(jīng)濟，榷稅情況，翰一一做詳細回答，蔣介石方知翰非等閑之輩。同鄉(xiāng)邢世廉說，若非爾來吾等被動矣。

7月中旬，就奉天省長一席，張學良迭次分別商請莫德惠、王樹翰出任，王等均辭謝。7月21日，翰等會晤蔣介石，報告：“日本駐奉領事正式用書面勸告“之情事，蔣仍謂：”外人干涉中國內(nèi)政，勿再為所愚，“應催張學良不可為倭奴恫嚇所屈服”，當即決定派方本仁為駐奉代表，翰等陪同赴奉。行前翰電告張學良途經(jīng)營口。張學良即由奉派專車往營口迎接。此后，翰往來關(guān)內(nèi)外，為東三省易幟而奔走。

同年12月28日，張學良將29日易幟事正式電呈國府，國民政府于28日會議，批準東北政務委員會名單，張學良為主任委員，翰是15位委員之一。12月下旬，東三省道路委員會成立，于珍是執(zhí)行委員長，翰是11位委員之一。同年12月29日，東三省正式易幟，使奉系軍閥集團以和平方式對等條件統(tǒng)一于南京國民政府。

南京政府還特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，翰在東北邊防軍司令部長官公署編制序列中任秘書廳廳長，名列鄭謙之后。當時蔣介石欲引翰為已助，先委任其為國民黨政府委員，繼而未征求翰的同意又任其為國民黨中央監(jiān)察委員及國民黨政府文官長，對此極高職位，王仍堅辭不就。

1929年

民國18年，翰對“楊常事件”持反對態(tài)度。張學良說：“殺楊、常，事前我只與王樹翰商量過。我說我要放炮，他說萬萬不可”（《張學良口述實錄—張學良世紀傳奇》上）。這件不同尋常重大事件，吾輩可以看出張學良對翰之信任，非同一般矣。1月10日，“楊常事件”發(fā)生。11日上午召開東北保安委員會會議，翰出席，參加討論善后事宜。

7月10日，“中東路事件發(fā)生，中俄兩國東段邊界形勢驟然緊張，戰(zhàn)爭有一觸即發(fā)之勢。張學良始知事急，電告南京政府，不得要領。翰達權(quán)通變，深知如何擺置此事。中原尚逐鹿，國未統(tǒng)一，以地方之力無力對赤俄發(fā)動全面戰(zhàn)爭。眾議后，采用翰建議，派濱江道尹兼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為東北地方當局代表，與蘇俄折沖談判并由政務委員會擬定方案，呈請南京政府批準，交蔡運升赴滿洲里與蘇方洽談。

事將成，蔣介石予以責難，以地區(qū)性派員交涉為越俎，即或議成，中央政府亦不予承認，張學良會商政務委員會數(shù)委員，以服從中央政府為是，遂即電蔡運升中止同蘇聯(lián)會談。翰聞訊頓足嘆曰：地方將遭涂炭！知事已無法阻止，便不再多言。但翰為妥擬辦法監(jiān)視赤俄籍人，于1929年8月12日，致函遼寧省政府。

張學良在國民黨政府的指使下，從維護民族利益出發(fā)，強行收回中東路路權(quán)，決定對蘇俄武裝越境挑釁進行還擊。張作相持反對意見，學良除請人做張作相的工作外，又約翰、王樹常，鄒作華，劉翼飛等4人開會研究。這4人相對而坐，默不作聲。當劉翼飛問王樹常：“怎不討論呢？”王樹常說：“什么事情有維宙呢？”可見當局凡有軍事、政治、外交等問題，翰必參與運籌，有人背地里稱翰為“王丞相”，實不足為奇。

就中東路出兵反擊問題，當時翰等人都極力勸阻，因張學良意已決，全然無效。中俄武裝沖突終于在11月全線爆發(fā)，結(jié)果中國在東西兩線皆遭慘敗。于是，翰提出由東北地方自決。適逢蔡運升南來請命，翰則認為，事已至急，不應揖讓救火。政委會諸多委員中惟袁金凱敢言，可前往求之，事有可成。政委會遂議決授蔡運升全權(quán)至俄境與對方代表會談。蔡運升與俄方代表達成協(xié)議，竟不待請示，在《伯力協(xié)定》上簽字，罷兵而歸。周折一次丟了“黑瞎子島”。事后南京政府咎蔡運升不經(jīng)請求擅自簽字，予以責備。至于翰從中主持、斡旋則鮮為人知。

1930年

民國19年4月，蔣、閻、馮、桂中原大戰(zhàn)爆發(fā)，張學良擁兵東北，大有舉足輕重這勢，因之各方代表對張極盡拉攏之能事，尤其閻錫山，表明閻奉合作倒蔣愿望強烈，為此，張學良不得不令翰赴晉當面申明東北中立態(tài)度。與此同時，張學良于6月間，在沈陽召開東北軍政高級要員會議，專門商討應付時局的良策。與會者有三種意見，其中以翰為代表的一派，贊同與石合作。由于眾說紛紜，反使張學良左右為難，遲遲未決。張學良表面上在善意中立的前提下，采取了坐視觀變的態(tài)度，而實際上張在北戴河期間就已決定出兵關(guān)內(nèi)進行武裝調(diào)停，站在蔣介石一邊。此次會議不過是聽下邊意見以固決心。

1931年

民國20年4月19日，張學良在北京正式成立陸海空軍司令行營，翰任秘書長。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慫恿下，率東北軍入關(guān)駐節(jié)北平，節(jié)制華北諸省，遂置沈陽及東北于不顧，給日本人入侵中國東北造成可乘之機。不及半年，竟釀成1931年9月18日夜沈陽事變。當初，東北政委會討論東北軍出兵關(guān)內(nèi)問題時，翰如能象袁金鎧侃侃直言，或許張學良會重加考慮，不敢輕而率軍入關(guān)。有人說這是翰過于持重之咎，不無道理。

“九.一八”事變前，中日關(guān)系日趨惡化，日本軍國主義制造了一系列侵華事件。如1931年7月2日，制造的“萬寶山慘案”，日本人唆使朝鮮浪人在萬寶山強占民田，開渠筑壩，當?shù)剞r(nóng)民憤起添渠，遭日本軍警槍擊，死傷數(shù)十人，被捉去受刑者十余人。東北當局應付遲緩，地方官憲非常軟弱，翰對此甚為憂慮，表示應采取忍讓靈活態(tài)度。

他在給東北政務委員會及張作相的電報稱：對此案如無損主權(quán)，得了且了不能純唱中央高調(diào)。翰建議張學良速派人去南京請命，并要求國民黨政府出面，通過外交途徑進行交涉，既免東北地方當避應付日本之困難，又可暫緩東北一隅之危難，怎奈張學良當進輕信親美派之言，相信依靠“國聯(lián)”牽制日本，日本未必敢于發(fā)難。

遂置翰之議于不用。9月18日夜，日本關(guān)東軍突然襲擊北大營。翰在北京鐵獅子胡同32號（借王正廷的房子），午夜11時半，突然收到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發(fā)來告急電，立刻會同住在對過中山先生會館之國府要員顧維鈞，赴張學良住處，商討對策，張感事變突然，大軍在外，己方與日方軍力相差懸殊，抗之難取勝，猶恐傷東北軍元氣，乃令撒退。于是，翌日國內(nèi)各大報紙紛紛發(fā)表評論，譴責與抗議張之不抵抗之舉。

日本發(fā)難，張學良始感翰之言有所先見時，為時已晚。

1933年

民國22年，沈陽陷落后，東北軍相繼退到華北。同年3月熱河失守，張學良代蔣受過，背上不抵抗將軍之罪名。于是翰勸其引退出國，俟機再起，張學良以為然。張被迫下野出國“考察”。翰蟄居天津，優(yōu)游自遣，不肯復問世事。

是年，?翰倡議在董公館（董士恩）河北路217號，組織成立了奉系董家俱樂部，成員有：王樹翰、董士恩、王樹常、張作相、潘復、鮑貴卿、龔心湛、佟兆元、吳景濂、章士釗等奉系與北洋歸隱之軍政要員。以加強聯(lián)誼、溝通、交流，促進天津工商發(fā)展，為少帥張學良東山再起做準備。1933年—1945年12年間，奉系董家俱樂部為團結(jié)奉系將帥及北洋經(jīng)濟巨擎起到一定作用。尤其在西安事變后，奉系重臣王樹翰在董家起草了致張學良電，呼吁勿殺蔣介石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，張學良下決心和平解決西安事變，起到了至要作用。

1934年

民國23年初，張學良歸國，被蔣介石委以剿共重任，幕中頗引用少年銳進之士，與翰意趣漸異，故翰仍留寓津門，張學良亦未招之來。

1935年

偽政康德二年，回東北沈陽大洼桑梓省親（是時，家之數(shù)堂叔均已年邁）、掃墓、祭祖，兼措置房地債事。張作相與之同行，于沈陽停留數(shù)日返津。

1936年

民國25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變發(fā)生。消息傳到南京，國民黨集團內(nèi)呈現(xiàn)一片混亂。為營救蔣介石使出各種手段，派人北上天津，利用翰在東北軍中的的影響。強迫在各大報聲明，指責張學良實行“兵練”是以下犯上，是“劫持統(tǒng)帥”。

為翰所拒。王樹翰、劉尚清、張作相等只是以旅津名流名義，于12月14日，電張學良釋蔣，文稱：“此綏局初定，國際地位稍見增高，舉國熱烈擁護領袖，即世界和平民族，亦盼我團結(jié)圖存，似此猝然兵諫，自行分裂，內(nèi)為國人所共棄，外為友邦所藐視，動搖國本，影響全局，自招滅亡，噬臍曷極！切望熟權(quán)利害，懸崖勒馬，迅速恢復蔣公自由，私衷共濟，以延國脈，誼切桑梓，難安緘默，臨電涕泣，不暇擇言。尚祈亮察”。

言詞剴切、感宕。全文刊載大公報上。對張學良釋蔣，至關(guān)重要。國民黨政府電促翰赴南京，面商救蔣之策。翰深知西安少壯派軍人必不喜其前往，乃言如去西安，必須假道太原，并托閻錫山轉(zhuǎn)詢究竟。然翰尚在途中，蔣介石已于12月25日獲釋。翰遂罷歸天津。

“2，2”事變，改寫了中國歷史。也使張得以冷眼看世達百多年矣，真真假假，世事紛沓，終會琢磨出點味道兒。上世紀末遼寧組團，請其回訪老家，芹獻不菲，依然被拒?？上肽峭刖撇皇悄敲春枚说?？！。

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，少壯派軍人視翰為親蔣，多不原諒。張學良關(guān)蔣被扣南京。東北軍經(jīng)過“2，2”事件后，執(zhí)行乙案（注：“2，2”事變后東北軍何去何從？張學良自己提出甲、乙二方案，蔣做些修改。

甲案：1、東北軍全部調(diào)往甘肅。2、第十七路軍各部應駐陜西原防，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。該路可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，以便利行使綏靖主任之職權(quán)。3、自潼關(guān)至寶雞鐵路各縣，歸中央駐扎。乙案：1、東北軍全部調(diào)往豫皖兩省。2、以王樹常（或由張學良另保一人）任安徽省主席。3、調(diào)于學忠任綏靖主任，統(tǒng)帥豫鄂皖之東北軍。4、調(diào)楊虎城為甘肅省主席，仍兼17路軍總指揮，第十七路軍全部調(diào)往甘肅）東調(diào)。

事前就甲乙兩案取舍時，東北人士曾在天津翰宅邸會商，翰也極力主張實行乙案，故東北軍被東調(diào)分割，眾議推東北資望較深者一人為皖省主席，借以安插東北流亡關(guān)內(nèi)人士。但不傾向王樹翰，而是老來官運亨通的劉尚清出任。其原因皆在于此。然蔣介石對翰待之亦不薄，后來蔣自任總統(tǒng)時，又聘為總統(tǒng)府國策顧問。

1937年

民國26年春，翰赴溪口，晤面軟禁中張學良，這是翰同張學良將軍的最后一面。

翰寓居天津時，偶遣老友出關(guān)，為經(jīng)理財產(chǎn)。事為偽滿某要員所知，代信給翰說，如能回籍，將委以要職，以示利誘。翰笑答：“吾仕至益司，謬膺方面者屢矣。且進為中央‘黨委兼國府委員，位不為不高，詎肯下儕于石敬塘，張邦昌之流，為萬世唾罵呼，’”不為所動。

1942年

民國31年夏（偽政康德9年），是偽政建國10周年，各處拉人參加慶典，偽滿大臣蔡運升派人來游說王樹翰、張作相等四人，曰“公等久客天津，田園廬墓盡在東北，詎宜置而不理？何若借機一來，虛與委蛇倘如此不致沒奪若輩之志，豈不甚善。”。是時，翰久居津門，離開治地吉林亦十多年矣，想借機一視十年變咎。探看江沿親翁依將軍（依克唐阿）家近況，會見吉地相識與故舊。

6月下旬，王樹翰、張作相，一行三人，途經(jīng)沈陽停留，受到偽奉天省長金榮桂等日偽高級軍政人員的迎送和款待。翰在大小宴會上給日偽寫了字畫條幅留念。當王樹翰、張作相等一行到達長春時，到站迎接有張景惠等七八十人，下榻新京（長春）“大和旅館”。第二天，在日本人松本益雄陪同下，進宮叩謝天恩，并到偽“宮內(nèi)府”進行禮節(jié)性拜會。翰等在長春與吉林故舊會晤旬日。與偽政之接觸拜會乃虛與委蛇也，后又轉(zhuǎn)回故鄉(xiāng)沈陽大洼，省親，掃墓，祭祖。旋即返回津門。代馬依風，思念故土，人之常情也。

1945年

1945年8月，中國經(jīng)過八年艱苦抗戰(zhàn)，當盟軍美國于日本廣島、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后，是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。蔣介石派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。行轅下設政治經(jīng)濟委員會，翰為政治委員會委員。后合并政治經(jīng)濟委員會為東北政務委員會，陳誠任主任委員，翰副之。隨著國共之戰(zhàn)進展，翰也感到國府前途暗淡，遂堅辭返歸天津。

1948年

天津解放前，蔣派機接王樹翰與張作相，翰以吾輩已至桑榆之年，弗能任事相辭。直到天津解放再未出山。

1953年

新中國誕生后，翰已至老耄之年，常游北京，為老友章士釗所聞，乃之于中央文史館。1953年應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。

1955年

錫和在臺灣，入囹圄，妻佟氏（佟道尹女）離異。翰一股急火上涌，不省人事。于1955年2月8日，病逝于津門寓所，終年74歲。瘞于東北義園（后改為西靜園），忠四十一列十位。余丁亥過之，無視桃園墓垗，但見亂蒨荒墟滿園耳。方今，墓被陳希同之輩搰之。墓地被劃為圓明園遺址，依在荒涼中。

后記

翰一生推崇儒學兼尚上黃老之術(shù)，多主張清靜寧一，不愿多事更張。翰于多忌之世，有不得已之苦衷，過于小心謹慎，以保無咎無譽。但為官為宦，以民為天，奚能遮敷應景；于學于業(yè)，蹈厲奮發(fā)，何肯茍且求安。常律以：“莊敬日強，安適日偷”。猶欣賞儒者“把酒看劍，焚香讀書”之格調(diào)。

翰中年以后，喜聚書籍，由奉徙津門時，積書數(shù)百箱，其中不乏希版、孤版、絕版書（宋代絹書）。九一八事變后，秦少伯（官銀號督辦）冒險為其運回天津120箱。翰亦嗜翰墨，臨李邕、孫過庭書法，直到晚年書寫不輟，遺卷盈房。翰始堅持一生寫日記80余本，寓居天津時存于銀行中。日本進關(guān)后，1941年12月8日，太平洋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，感局勢緊張，恐落日人之手，取出付之一炬。日偽統(tǒng)治期無人抄其家，實為過份小心，乃翰一生之大憾事。更無法想到，后來抄其家者竟是自己同胞。翰晚年又喜吟詠，有詩稿藏于家中，毀于“文革”。?“文革”浩劫，家中古玩，名畫全部被搜走。落實政策回歸時，唯存一扇面耳。有司稱：“當事者出紅差，無法質(zhì)對，算政治賬，莫算經(jīng)濟賬”。如斯全部被腐敗了。階級斗爭歲月，其子孫也多被仇劃為逆類。翰一妻二妾。元配恩氏，早喪無出；側(cè)室魯氏，有子錫鈞（蔣介石英文翻譯、北外教授）、錫衡（在美）、錫齡。如夫人劉氏，有一子三女，子錫和。

翰之一生奉獻，有案可稽。最后一步，是殃是福且留后人道短長矣哉。

主要參考資料：《靜晤室日記》、《東北政要》、《北洋時期吉林軍政長官》等。